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因素。將21世紀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內已成為全球多國的共識，許多國家和地區也相繼承諾了自主減排目標。我國去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以“大變局下的經濟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首屆大會，將于10月18日-20日在湖南長沙舉行，旨在探討應對全球經濟風險和結構性問題，將就碳達峰、碳中和等議題共商共議。

針對碳排放權分配方案等問題，北京商報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學人》副主編李鋼。

北京商報：碳排放權分配是什么？

李鋼：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是有總量的。如果是在“把溫度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的要求下，這2度所代表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是能夠算出來的?？偭渴睾愕那闆r下，如何將這些碳排放量公平分配各個國家呢？這就需要碳排放權分配方案。

北京商報：您認為目前有什么比較合適的碳排放權分配方案？

李鋼：碳排放權分配的方案，目前有兩大類不同的碳減排方案。一類是主要由發達國家支持的：根據各國當前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制定減排方案或分配排放權利，比如碳排放量等比例縮小。該方案的主要問題在于缺乏對于各國歷史排放責任的考慮。碳排放跟當期消費有關，也跟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有關，比如造高速公路、建港口等，屬于建完了一直能用。所以該方案更符合發達國家的利益。

另一類方案則認為，在分配各國當前及未來可排放空間時，應充分考慮其歷史累計排放量。這類方案看似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個問題是讓當代人來承擔先代的碳排放責任，“父債子償”的法理不足；此外，國界與人口國籍是不斷變化的，一國的歷史排放量難以計算；目前工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工業化時的水平也有較大進步，簡單以歷史碳排放來說也并不公平。

因此，我認為要考慮的是對現在生活還有影響的歷史排放量，簡單來說就是基礎設施部分，因為這些可能占到了八九成的碳排放。那么如何進行估算呢？我的方案是首先通過相關資料直接引用或間接估算鋼鐵、水泥、鋁、銅的社會蓄積量，以此代表物質資本存量；其次，搜集各國在生產冶煉過程中的碳排放系數。這個最終出來的方案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

北京商報：我國目前已提出了“30、60”的雙碳目標，您認為為實現此目標，我國的經濟發展理念和模式需進行什么樣的轉變?

李鋼：我認為在減碳方面，我國經歷了一個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0、60”雙碳目標的提出，表明我國現在非常積極主動地抓住了碳減排的機遇。

其實目前像風力發電、太陽能(000591,股吧)發電這方面，我國的技術前沿面不比國外的低，但為什么目前來看碳排放量和能耗強度還是比較高？其實存在一些客觀原因。

從鋼鐵方面來說，現在國內頂尖技術下的能耗強度跟國際相比差距不大，但總體鋼鐵碳排放量較高的一個原因，就是國外主要拿回收鋼鐵來進行生產，相當于大大縮短了流程。而我國鋼鐵存量有限，這也就造成我們再生鋼鐵、再生鋁這方面發展受限；像水泥、造紙、化工等也是能耗量比較大的行業，我國能耗強度比國外要高的原因，也是在于我們的基礎能源還是以煤炭為主，而國外天然氣存儲較為豐富，從而導致能耗相對較低。

隨著我國在清潔能源應用方面的技術逐漸提高，并且意識到節能減排的重要性，我們現在真正希望能夠推進全球的碳減排和綠色發展，希望通過全球碳減排來不斷推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北京商報：您認為要實現碳中和，目前最緊迫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李鋼：我認為需要盡快制定價格機制，更多地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

既要反對一步到位，又要反對不思進取，得小步快走。比如像有時候出現產能過剩狀態，這其實就是市場經濟的常態，我們現在還是得盡快轉變思維。

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就是價格機制，需要把資源使用的價格、資源的價值或資源的全生命周期價格明確了。比如煤炭發電還是主流的主要原因就是煤炭便宜，如果價格漲上去了，那企業自然會搞清潔能源、建設儲能電站等等，能耗也會隨之下降。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王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