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錫燦（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講師）

隨著我國邁入中高收入階段，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一個以前大家稍覺陌生的經濟學術語——“鮑莫爾成本病”（或“鮑莫爾病”），開始頻繁進入大眾視野。它指的是，由于服務業技術進步通常比制造業慢，隨著時間推移，服務業的相對成本會不斷增加。把這個邏輯往前推一步，我們就會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服務業的不斷擴張會拉低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

當前有不少克服“鮑莫爾病”的主張。一部分寄希望于技術進步；另一部分則希望通過維持工業的比重、甚至壓縮服務業的規模來“治”鮑莫爾病。實際上，“鮑莫爾病”很難“根治”；而緩解“鮑莫爾病”的真正辦法，是提高服務業的生產率。

首先，“鮑莫爾病”描述了經濟增長的一個客觀規律。只要有部門間技術進步的差異，就有“鮑莫爾病”。 我們知道，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一般是“通用”的，既可以用來生產制造品，又可以用來生產服務。假設制造業取得了快速技術進步，而服務業在原地踏步。那么，與之前相比，服務相對于制造品的價格或成本大幅上升了。這是因為，生產一單位服務所消耗的生產要素，現在可以用來生產更多的制造品。

在現實世界中，服務業的技術進步速度一般要慢于制造業部門。以發達國家中的美國為例。從二戰結束后至今，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是服務業的6倍以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制造業部門強調產品的均一化、標準化和質量控制，能很好地發揮生產的規模效應，因此更容易形成大規模生產和技術進步。例如，同一型號的手機和汽車，可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使用同樣的設計和制造方法進行生產，因此規模效應更強。

服務業部門則不同。許多服務行業強調滿足客戶的個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因此很難發揮規模經濟的作用。以理發行業為例。一個只會給所有顧客設計一模一樣的發型的理發店，很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在教育、醫療和法律等服務行業，也要求服務提供者根據每個學生/病人/客戶的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處理方案。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行業本身的特殊性完全排除了勞動生產率進步的可能。以京劇表演為例，民國時梅蘭芳與楊小樓先生演全本《霸王別姬》用去多少時間，今天的京劇演員們就得花同樣的時間。妄圖通過節省時間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等于“欺師滅祖”。

因此，服務業和制造業各自的特性，決定了服務業通常技術進步更慢。這是“鮑莫爾病”存在的基礎。

既然服務業技術進步慢于制造業，我們是不是應該圍繞制造業做文章，通過加快制造業的技術進步，或者提高制造業的相對規模，來克服“鮑莫爾病”？很不幸，前者只會適得其反，而后者將使人民福利下降。提高服務業的生產率，才是緩解“鮑莫爾病”的有效辦法。

首先，我們要理解一個看似“不講道理”的結論：如果各部門的產品是相互補充的關系，那么生產資源反而流向技術進步慢的部門。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把一個經濟體想象成由不同“木板”（即不同部門）拼接而成的“木桶”，用來裝載人民福利這些“水”。由于各塊木板之間是互補的關系，木桶的盛水量取決于最短板的長度。所以，要讓“木桶”裝載更多的“水”，我們應該增加的是最短那塊板的長度。

制造業與服務業大體上是互補的關系。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制造業生產的機器設備等，可以成為教育和醫療等服務行業的輔助工具，但還無法完全取代人類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制造業技術進步快，是“長板”，而服務業技術進步慢，更容易成為“短板”。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我們更需要補上“短板”，讓資源更多地向服務業部門流動。這正暗合了《道德經》中的哲理：“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源的這種重新配置，會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自動發生。由于制造品和服務互補，如果制造業技術進步快，制造品的大量增加會引發人民對服務品的需求。但由于服務業的技術進步慢，這就產生了服務的供不應求，因此服務的價格會快速上升，吸引更多生產資源進入服務業。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許多發達國家，醫療和教育等重要服務的價格在快速上升。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圍繞制造業做文章，是無法克服“鮑莫爾病”的。如果我們只是加快制造業的技術進步，而服務業的生產率原地踏步，那么兩個部門的差距只會更大。結果是“鮑莫爾病”更加嚴重，更多資源反而會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流向服務業。而如果我們強行提高制造業比重，把資源更多向制造業傾斜，則只會使“長板”更長、“短板”更短，而所能裝載的“水”反而減少。也許GDP的統計數字（所有木板的長度之和）會很高，但人民的福利反而下降。

因此，真正有效緩解“鮑莫爾病”的辦法，是提高服務業的生產率，縮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生產率差距。它包括但不限于：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服務業的大規模應用，和破除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對服務業的束縛。對我國來說，后者與前者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