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十八大以來，共同富裕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2020年10月末，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全文發布，明確了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遠景目標，這在我黨全會上是歷史首次。今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這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既要遵循規律、積極有為，又不能脫離實際，要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斷地、逐步地實現共同富裕。

今天，21世紀經濟報道推出專題之一：共建共富篇——久久為功，講述各行各業已經和正在做出的共富努力新篇章。

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未來一段時期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從國內來看，共同富裕的實質推進，背后隱含著經濟增長和中等收入規模群體的擴大，意味著國內經濟可以實現更高質量的良性循環。從國際來看，務實推進共同富裕，是充分吸取了部分發達經濟體貧富差距過大、造成社會撕裂的經驗教訓。

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正研究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明確共同富裕的方向、目標、重點任務、路徑方法和政策措施，推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的出臺、房地產稅擬在地方試點、平臺經濟反壟斷等，今年以來這些領域的改革舉措，都可視為務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具體舉措。當然，圍繞一二三次分配，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很綜合的目標，與居民收入財富分配指標直接相關，對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福祉提出了要求，需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來提供基本物質基礎。

今年3月，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經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展望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十四五”期間，我國將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自覺主動縮小地區、城鄉和收入差距，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會議指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盡管共同富裕是一項牽涉面甚廣的目標，其中很核心的指標在于居民收入，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核心指標繞不開“中等收入群體”。所謂中等收入群體，當前國內通行標準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元人民幣的人群”，目前中國這一群體規模約4億人。

7月20日，《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對外公布，明確提出要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重要的指標包括，到2025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7.5萬元，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萬元的群體比例達到80%、20-60萬元的群體比例力爭達到45%。

以國際上通行的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基尼系數來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68，屬于收入差距較大的行列。近年來，我國基尼系數總體呈波動下降態勢。200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達到0.491的最高點，2009年至今呈現波動下降態勢，2020年降至0.468。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和財富水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徑。我國現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再用10-15年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達到8-9億人的目標，占總人口約60%。

“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對擴大內需、提高生產率和維護社會穩定都有重大意義，規模不足或時間拖后都將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和穩定性，對此缺少認識很可能付出全局性代價。”劉世錦指出。

這一目標具有可行性。劉世錦表示，假定2019-2030年我國實際GDP平均增長5.0%左右，平均通脹率2.5%，名義GDP年均增幅7.5%。根據不同收入群體居民分布加權計算，低、中和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速分別為7.7%、7.1%和6.9%。到2030年，我國低收入群體比重降至45.6%，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升至51%，高收入群體比重升至3.3%，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達7.5億人，較2018年新增3.7億人。預計到2035年以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有望達到8-9億人，實現倍增目標。

哪些人群是重點群體？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各方觀點發現，當前要改善我國收入分配，還需要著重關注住房問題、增加農民收入、反對資本無序擴張等領域問題。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初次分配解決了效率問題，但是因為資本要獲得回報，資本積累越多回報也越多，這形成一個機制，就是財富逐漸地向少數人集中，而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得不到照顧。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靠市場機制自身沒法解決，需要政府建立相對完善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

金融人士朱云來表示，大城市的高房價問題，實際上對買房人進行了一輪很不公平的再分配，并進一步形成了逆向選擇。也就是說，在市場自然競價系統中，買得起房子的人，可能是房子已經夠住的人；需要房子的人，可能需要花去很多年儲蓄才可以。

從公眾直觀感受來看，要解決我國收入分配不均問題，繞不開房地產市場。這也是近年來政策層面一直強調住房的居住屬性，強調“房住不炒”，反復重申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因。租售并舉、房企的“三道紅線”、涉房貸款控制、擬推行房地產稅試點等，圍繞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運行的長效機制在不斷完善。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重點關注哪些群體？劉世錦表示，到2030年有可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3.7億人，主要對應的是2018年家庭年收入介于4-6萬元、6-8萬元和8-10萬元的低收入家庭，也就是潛在中等收入群體。這個群體中城鎮居民占比為57%，鄉村居民占比為31%，外來務工人員占比為11%。

中央明確指出，要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抓住重點群體，包括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中小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進城農民工、基層一線公務員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基層職工等。

劉世錦認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核心是要促進機會均等，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十四五”期間可以針對2億多“進城農民工”采取一些舉措，比如推動城市落戶、建設安居工程及配套的教育醫療社保服務、提供基本就業公共服務、加強職業教育培訓等，推動更多進城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未來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農村人口依然需要重點發力。中央明確表示，要促進農村農民共同富裕。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產業化，盤活農村資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使更多農村居民勤勞致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表示，要著力解決農民與城市人口權利平等問題，應該賦予農民成為城市市民的權利，讓農民在城市更好地積累財富，擁有更好的就業和進行經濟活動的機會。通過再教育、住房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讓農民群體參與到財富的創造的過程中。

共同富裕的推進，也離不開新技術的開發應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有力推動了經濟發展，也對就業和收入分配帶來深刻影響。

中央明確，既要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合法致富，調動企業家積極性，促進各類資本規范健康發展；也要堅決反對資本無序擴張，對敏感領域準入劃出負面清單，加強反壟斷監督。

比如，平臺經濟帶來大量就業，并大幅提升了居民生活工作的便利性，但也存在通過獲得市場壟斷地位謀取高額利潤、干擾市場秩序的問題。

中國財政學會副秘書長馮俏彬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平臺上有大量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個體，部分沒有正常交稅。當然，在就業優先的宏觀政策導向下，國家鼓勵個體戶或個人通過平臺經濟取得生計，當前這不是問題，但從長期來看是稅收征管需要應對的問題。另外，平臺經濟利用壟斷地位獲得超高利潤，目前的財稅政策對企業這部分超高收入調節力度不夠，這是反壟斷、完善收入分配等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完善一二三次分配機制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

正在研究制定的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可以預見將納入部分指標體系，參照國際通行標準以及國內浙江已經出臺的方案來看，基尼系數、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城鄉居民收入倍差、行業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等都有可能納入其中。

針對當前國內收入差距較大的現狀，務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改革路徑大致明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安排，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合理調節高收入。

針對初次分配，“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此外，中央明確，要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對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管理。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堅決遏制權錢交易，堅決打擊內幕交易、操縱股市、財務造假、偷稅漏稅等獲取非法收入行為。

粵開證券測算發現，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2018年居民、企業和政府三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分別為59.43%、21.84%和18.73%。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從1996年的高點降至2008年的56.9%，后又回升至2018年的59.43%。

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羅志恒表示，隨著我國人口出生率降低，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轉變，市場對勞動者更為友好，導致工資提高、勞動報酬提升。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企業用工更加規范，就業保障有所提高，也帶動勞動報酬占比回升。不過，與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居民收入占比依然偏低。“十四五”期間應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席宋曉梧表示，一次分配是基礎，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以及管理和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并按各自貢獻取得回報。在當前我國市場體系不夠成熟健全的背景下，仍需政府積極有為，比如針對農民工收入被壓低的現狀，政府應打破城鄉行政分割，加快培育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此外，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指導線、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提供就業公共服務等，也是政府不可或缺的責任。

至于二次分配，則事關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手段。中央明確，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資本性所得管理。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要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研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

宋曉梧表示，我國再分配制度對于平抑初次分配差距發揮的作用很不夠。在稅收制度方面，我國直接稅占比偏低，其中勞動報酬的最高邊際稅率高于資本所得稅率，且我國的直接稅種主要針對流量收入征稅，調節存量財產差距的房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多年醞釀卻未見出臺。

我國現行個稅針對勞動類報酬實行超額累進稅率，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針對資本利得為20%的比例稅率。部分聲音認為，45%的邊際稅率偏高，且不利于人才引進和國際競爭。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無論從增加財政收入，還是調節收入分配，以及實行宏觀調控視角來看，征收房地產稅都有其必要性，但要在房產持有環節推出新稅種，且設計出一個公平合理切實可行的方案，并非易事。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居民消費轉型升級，消費稅調整相對滯后，對收入分配調節作用受到一定限制，可考慮針對高收入消費，比如奢侈品、高檔文化娛樂品等征稅。

稅收籌集的資金，能用于提升民生福祉。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表示，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的機會。要扎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養懶漢。

三次分配主要指出于自愿的捐贈慈善行為，并非強制性的。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的提升，以及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捐贈行為越來越多，成為社會保障體系中不可小覷的力量。不過，也有部分專家指出，從國際經驗看，如果沒有房地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稅種，僅靠宣傳號召、道德感召，三次分配也是很難規范發展起來。

（作者：周瀟梟 編輯：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