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上發布CMF年度報告時提到，2021年中國宏觀經濟持續復蘇，但受基數因素和下半年復蘇勢頭放緩影響，前高后低的態勢明顯，預計第四季度實際 GDP增長3.9%，全年經濟增長8.1%，實現全年6%以上增長目標。

他還提到，2022年是“十四五”規劃全面落實的一年，新發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更是地方政府全面換屆之后的一年，因此明年中國宏觀經濟將逆轉2021年中國經濟復蘇乏力增速回落的勢頭，一方面將延續2021年宏觀經濟復蘇的動力和基礎，另一方面在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協調體系再調整、以及“十四五”再落實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將得到極大的緩解。

經濟仍在復蘇軌道中，近期下行有多重原因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論壇。

在本次線上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代表論壇發布了題為《疫情反復與結構調整沖擊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復蘇》的年度報告。

劉元春提到，中國經濟并沒有像很多人講的復蘇出現停滯，而是依然出現在常態化的軌道上。在一般狀態下，復蘇不是單一線性的，出現波動很正常。特別是在疫情肆虐的環境中，復蘇出現波動是再正常不過的一種現象。因此，對于這種波動要保持相應的定力，對這種狀態要做出一些客觀的分析。

今年上半年，中國人民大學創建了中國中小企業發展研究院，專門編制中小企業發展狀況，通過抽樣調查，三萬多份樣本形成的指數變化，發現二季度開始市場指數、成本指數、資金指數、勞動力指數、投入指數、效益指數等等都出現明顯的下滑，并且這個下滑在最近有加速性的態勢。

劉元春認為，近期經濟下行的原因具有多重性：

首先，病毒的變異和疫情的反復是導致今年二季度以來經濟復蘇出現波動的一個原因，這其中與疫情相關的就是極端天氣所帶來的一系列的影響。這些影響導致線下活動至今未完全能夠恢復正常。

第二，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和傳遞效應減弱導致市場利潤全面侵蝕，復蘇內生動力下滑。這種下滑目前已經顯現，全面顯現應該是在四季度，僅貿易條件導致的成本上漲，增加成本大致在1.4萬億左右，再疊加內部因素，特別是斷煤斷電以及出現的缺芯和缺硅這樣一些因素所帶來的生產擾動比想象中要大。

第三，煤電荒帶來拉閘限電，對供給端沖擊較為明顯，而要彌補目前煤炭短缺和能耗缺口，不是一兩個季度就能解決的問題。

第四，芯片荒帶來汽車生產與銷售下降，對中國生產帶來影響比較明顯，目前從生產端可以看到汽車生產導致的增加值的下滑已經下滑12.6%，這直接導致GDP增長速度能夠下降0.5個百分點左右，導致工業增加值下降幅度達到1個多點。

第五，房地產市場大調整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下行壓力全面加大。這次房地產調整與過去房地產調整具有本質性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僅在于三道紅線幾大比例，進行了全面的收緊，更重要的一個是圍繞著土地的招拍掛，圍繞著城市住房的這種供應，圍繞著政府端的發力，房地產稅試點全面進行，標志著房地產的新時代到來，這種調整帶來的整個房地產信貸、房地產銷售、房地產投資、房地產價格都出現了趨勢性的變化。

大家會看到目前的重點城市土地流拍走勢，從過去百分之幾的狀況上升到27%，五十強房企拿地金額的態勢從傳統的13000億左右的水平持續下降到2000億的狀態，也就是說下滑了70-80%的水平。同時，成交量出現明顯回落，房地產投資先行指標也在持續走弱，未來房地產投資會出現持續回落狀態，因此在中期難以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整頓，平臺經濟整頓、第三次分配的討論、資本無序擴張的整頓等行動引發了社會思潮的大討論，導致大量的資本出現了一些變化，中短期投資預期出現了很大的擾動作用，這種作用將是不可忽視的，對于怎么來規范資本的發展，國家可能急需一個較大的調整，使資本安心的進行投資，安心的進行生產，是我們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第六，重點領域金融風險短期集中釋放超出經濟復蘇階段可承受能力。一是地產企業違約的情況，在三季度大幅上升從總金額和加速來看都出現明顯增長。二是債券市場違約狀況在過去五六年中持續上揚。

第七，宏觀經濟政策常態化速度太快，導致宏觀經濟政策定位與復蘇進程不匹配。根據團隊所計算的貨幣政策力度指數，明顯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開始，貨幣政策大幅度常態化，逼近已經跌破中性區間，進入到緊縮區間。

第八，今年是“十三五”規劃和“十四五”規劃全面進行轉型的過程中，出現戰略轉換空檔期，也導致投資不足。

中國經濟大轉型進入加速階段

劉元春指出，回顧幾大經濟下行的因素，由外部天氣因素，外部環境動蕩大宗商品沖擊帶來的外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們對于今年經濟運行的基本邏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認識，從而使宏觀經濟政策快速常態化，并且還出現了多碰頭、擠疊加的現象。

這些現象使我們要高度關注中國經濟運行邏輯除疫情邏輯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邏輯，這就是這次提出需要高度重視的：疫情掩蓋下的四大轉型及其導致的宏觀經濟運行機理的變化——中國經濟大轉型經過前期鋪墊之后進入到加速階段。

首先是從傳統要素驅動全面向創新驅動的大轉型。這個大轉型很重要的一點是原來靠投資驅動，從要素投資驅動，粗放型的要素投資驅動，原來是傳統的基建、房地產和制造業，下一步要靠科技投入，靠研發投入對GDP的拉動，科技型的投資，當期逆周期效應很弱，但是跨周期效應很強。

同時要看到傳統基建投資和新基建，傳統基建投資是逆周期和跨周期效應組合都比較好的，但是新基建在逆周期效應中是弱化的，未來的跨周期效應是提升的，這就使我們要認識到在目前向創新型驅動進行轉型過程中，在穩增長、穩投資中的這些工具一定要發生重大變化，而不是靠傳統的幾板斧就能驅動的。

另外一點，也要看到我們的投資大規模發生在第三產業，而不是發生在第二產業。因此，第三產業的拉動效應乘數效應以及當期經濟作用的規律與傳統的第二產業投資拉動的規律也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我們不把這個轉變所帶來的短期中期長期宏觀的運行機制和工具特征弄明白，我們就會在調控中間出現一些失誤。

第二大轉型是從簡單的開放性發展戰略向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戰略的大轉型。它會打破傳統分工格局，導致產業鏈供應鏈變短變窄，從而導致很多產業鏈供應鏈出現重構，這種重構必然導致效率下降。因此要關注幾個問題：效率水平和增值中樞水平都會下降；產業鏈和供應鏈轉變過程中的摩擦和瓶頸現象會頻繁出現，并且會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現；政府主導型的強化；出口的超預期增長難以充分發揮溢出傳導效應，帶來預期的紊亂。

第三是從高污染排放向低污染排放的低碳綠色大轉型。這種大轉型一定要認識到，能耗雙控、雙碳戰略要求的是中國生產方式有一個大變革，而這種生產方式的變革與傳統技術創新生產方式的變革具有本質性的差別，這種差別是在于，這種變革首先是一個成本性的增長，然后才是一個成本增長促進技術替代，最后是生產方式變化帶來的綠色收益。

第四是房地產-地方財稅體系大轉型。這個大轉型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個時代的大變化，也就是過去依靠土地制度的二元屬性為工業化、城市化找到了絕佳的助力器和加速器要發生變化了，這種變化直接導致地方運行模式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會導致中國金融深化邏輯發生很大的變化，同時也會導致地方政府房地產、金融機構、地方國有企業相互促進的融資體系發生變革。

如何快速逆轉中國經濟復蘇乏力的局面

劉元春表示，短期看，能否快速逆轉中國經濟復蘇乏力局面，主要取決于：

煤電荒是否會能夠在短期得到有效解決；房地產信貸政策的放松是否可以逆轉當前趨勢性的下滑；汽車芯片荒是否能夠在短期內得到緩和，從而使中國經濟復蘇在供需兩端得到釋放；幾大價格背離的現象會持續多久；冬季國內疫情是否會從“多點散發”演化為“多點密發”；歐美通貨膨脹的全面顯現是否會導致中國需求持續上揚；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是否會在邊際引起中國金融市場的調整；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面臨的各種短期瓶頸約束是否已經中期化；宏觀經濟政策是否進行總體性再定位；各種運動式的結構性政策是否能夠脫離“層層疊加”與“幾碰頭”的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認為，和短期宏觀政策相比，更應該關注結構性潛能的增長動能。他提出了“1+3+2”結構性潛能框架。“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為龍頭，為中國經濟下一步中高速增長打開經濟動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間。經測算，這個領域所提供的經濟增長的潛能在未來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會占到70%-80%。“3”是指實體經濟需要補齊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三大短板。“2”是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

在談到數字經濟時，劉世錦表示，當前面臨的一個真實挑戰是，傳統實體經濟怎樣轉向數字化賦能以后生產力提升的新實體經濟。強調發展實體經濟，并非簡單的回到傳統的實體經濟，也并不僅僅是重視發展物質形態的生產。服務業特別是直接為制造業提供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相互融合，高度依賴。

劉世錦還表示，應特別重視一些綠色轉型打基礎、立長遠的工作，其中一項技術性工作是建立賬戶，包括碳賬戶、生態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確定產權和責任。碳核算是整個綠色轉型的基石，而這件事情是一個最大的短板。減碳不能“運動式”減少碳排放，不是降低生產速度和減少生產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備綠色技術供給的情況下人為打亂正常供求秩序。減碳指標不能錯位，應慎用、少用行政辦法，多用經濟的、市場的辦法。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驗研究院院長李稻葵認為，應重啟經濟增長的新增長點。新增長點有兩個，一是加快城鎮化，應想方設法給年輕人創造增加收入、將他們納入現代經濟生活軌道中的機制。二是產業升級，包括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聯席主席，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表示，當前外部環境非常復雜，國內經濟修復的基礎仍需鞏固，特別是消費。應該堅持穩增長和防風險的基本政策框架，兩個方向都要考量。

明年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將得到極大緩解

劉元春提到，2022年是“十四五”規劃全面落實的一年，新發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更是地方政府全面換屆之后的一年，因此明年中國宏觀經濟將逆轉2021年中國經濟復蘇乏力增速回落的勢頭，一方面將延續2021年宏觀經濟復蘇的動力和基礎，另一方面在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協調體系再調整、以及“十四五”再落實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將得到極大的緩解。

他認為，2021年中國宏觀經濟受基數因素和下半年復蘇勢頭放緩的影響，前高后低的態勢明顯。預計四季度將破4%，僅為3.9%，兩年平均5.2%，較三季度為升，預計全年增速達到8.1%，實現6%以上的增長目標，較2020年增長速度回升5.8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5.1%，低于2019年增速，產出缺口依然是負的。

另外，在供給端三大產業復蘇明顯，第二產業復蘇強勁，增加值達到8.5，較2020年上揚5.9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速5.5%，第三季度深度修復，增加值增速反彈到8.1%左右，較2020年上揚6.0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速5.1%。在需求端投資消費進一步恢復，實際增速偏弱，同比增速達到5.8%和12.8%，兩年平均增長4.3和4.1。

李稻葵分析，明年經濟運行的風險主要來自于三方面。一是美聯儲逐步收緊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有直接影響，這也會影響到國際市場的外部需求。二是產業鏈重組的風險。現在發達國家反復在呼吁，要把部分產業拉回到自己國家，避免產業空心化。產業鏈布局很大程度上在明年逐步凸顯，很多的訂單甚至于很多工廠會逐步的挪到其他國家去，一定要提前做好思想準備。三是低碳風險。發達國家現在是“三產”為主，這些國家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遠遠比中國小，這些國家出于政治考慮和各種各樣的壓力，想方設法要減碳，減碳成本不成比例的壓在了新興市場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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