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簡稱《決議》）?！稕Q議》提出，我國發展要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必須順應經濟全球化，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

20年前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新里程碑。20年來，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接近30%，不僅給中國自身帶來巨大發展，也給世界經濟帶來深刻變化。

入世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并非主要因為入世，而是因為改革與開放同時不斷推進，以及中國人民的勤勞與創新。事實上，從數據上看，入世后20年GDP年均增長9%，并不比入世前20年GDP年均增長達9.9%更高。入世為中國更深融入全球體系并獲取更多資金、市場提供了可能，但不等于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依靠貿易驅動。

如果沒有系統性改革，開放并不會自動帶來巨大的紅利，絕大多數加入WTO的成員國沒有取得像中國這樣的成績。在入世之前，1990年代中后期中國推動財稅、金融、外匯外貿、社會保障、計劃投資等領域改革，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后大力推進國企改革以及國有銀行改革，為入世后借助全球化紅利釋放更大增長能量奠定了基礎。改革是開放的條件，開放是改革的外部推動力，二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而不是“一開就靈”。

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繼續深入也是以改革為條件，以開放促改革的過程。全面深化改革的著力點之一就是建立更具活力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為此中國實施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的探索，加快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20年前，改革開放的主要阻力來自一些部門與行業利益，以及對參與國際競爭缺乏信心。20年后中國雖然擁有參與國際競爭的自信，但改革進入深水區，系統性要求更高，結構性挑戰更大，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規則體系更加迫切。過去改革主要是垂直領域的“開放”，現在更強調系統性的“調整”，雖然開放的阻力變小，但利益調整的難度在加大。

改革開放后，中國在一段時期內曾流行“以市場換技術”的迷思，即通過開放國內市場換取外企投資與技術轉移，通過消化吸收轉化為獨立自主的研發能力。但在中國入世后出現了兩個結果，一是外資企業利用中國要素優勢擴大制造業投資，促進中方參與全球專業分工體系，建立起完備的制造業體系，并因為參與國際競爭而提高了競爭力，但開放的競爭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國相關企業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從屬地位；二是開放市場后，外資企業在國內國際市場與中國企業競爭，不可能轉讓先進技術，甚至常常用知識產權與價格策略打壓中國企業，“市場換技術”路線破產，意味著自主創新能力與掌握核心技術不能依賴別人。

吸取這個教訓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強化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以及國內市場規模優勢，加強科技自立自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積極參與新一輪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同時，吸引外資方面不再單純引入資本，而是引進更高水平的管理、產品與技術，能夠給國內企業和行業帶來“溢出效應”，促進國內產業高質量發展。

在過去的20年里，全球化經歷了巔峰期與去全球化的震蕩，由于WTO改革長期停滯不前，美國反全球化運動導致爭端解決機制停擺，嚴重削弱了WTO的作用。WTO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對于中國而言，WTO的開放紅利早已結束，在積極參與WTO改革的同時，也正繼續推動和參與多個雙邊、多邊貿易協定，走向更高標準、更高程度的開放，而不僅僅停留在世貿水平。中國的改革開放永遠在路上。

回望20年的歷程，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絕不是因為被批準入世而由別人賦予的，而是改革紅利、開放紅利、勞動紅利、創新紅利、城市化紅利等等疊加后形成的，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但是，通過擴大開放促進改革，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并在全球經濟治理與全球經濟發展中增強影響力，是中國不可逆轉的戰略方向，不管是40年前的改革開放，還是20年前的入世，中國都將在這條道路上堅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