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生，曾任深圳市外商投資局副局長、深圳市外經貿局副局長、深圳市貿易工業局黨組成員、深圳市世貿組織事務中心主任、深圳市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成員、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成員等職。現任深圳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深圳市先行示范區專家。

入世20年來，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而作為外向型經濟的城市，深圳也抓住了入世的機遇，對外貿易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深圳的進出口額從2001年的685.9億美元，2020年 的4008.1億美元，增長了近6倍；其中出口額從2001年的374.5億美元到2020年達到2453.1億美元，增長了6.5倍 ；對外投資由2001年的9家企業增加到2020年的455家，增長了近50% 。截至2020 年，深圳市對外投資合同金額超543.7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由2001年的25.91億美元到2020年達到86.83億美元，增長了近4倍。

但在深圳抓住入世的機遇獲得發展的同時，各種貿易摩擦也接踵而至。入世20年間，深圳如何應對貿易摩擦？在當前深圳企業遭遇的貿易摩擦形式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應對？圍繞這些問題新京報采訪了深圳市世貿組織事務中心前主任張金生。

張金生介紹，深圳是進出口大市，幾乎所有針對我國的各種類型的貿易摩擦深圳都有涉及，而且涉案企業也占全國的多數。面臨接踵而至的貿易摩擦，深圳在全國率先成立的負責地方世貿組織事務的專門工作機構，即深圳市世貿組織（WTO）事務中心。“深圳WTO事務中心不僅為深圳的企業服務，也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做出了貢獻。”張金生舉例指出，從2004年起世貿組織事務中心來對深圳市各級政府出臺的貿易、招商等相關政策進行合規性審查，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出臺的政策授人以柄。

近年來，華為、中興等深圳企業被美國政府制裁引發關注。在張金生看來，當前深圳企業，尤其是高科技民營企業遭遇的貿易摩擦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很大的困境。“深圳世貿組織事務工作應繼續秉承‘貼近產業，服務企業’的宗旨，更加密切關注國外采取制裁我國高科技企業的動態，為深圳企業提供預警服務和必要的幫助。”張金生還同時建議，當前深圳高科技企業面對個別國家制裁的嚴峻形勢，作為地方政府對這些高科技企業能做的幫助和支持很有限，必須要由國家層面來給予幫助支持。

“政府要加強了對走出去企業的指導，特別要提供當地法律政策的指引”

新京報：入世20年來，深圳企業走出去情況如何？

張金生：深圳走出去的企業，二十年來增長非常迅速，而且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比重很大。從統計數據上看，按照不含外商投資企業的口徑，截至今年10月底，民營企業數量占對外投資企業數量的95.59；中方協議額占94.54;從經營情況來看，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對當地的市場、法律、政策、文化、生活習慣等等了解得不夠，有些盲目。我去埃塞的中資企業調查過，當地工人工作效率低下、不愿意加班等等，都與中國工人情況完全不同，用在中國管理企業的辦法基本行不通。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會給深圳企業走出去，帶來一個好的契機。政府要加強了對走出去企業的指導，特別是對當地法律政策的指引。指導企業不要盲目投資，要對當地的市場環境、法律、政策包括人文、生活習慣等做到充分了解。另外就是要指導企業合規經營、合法經營，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2004年起深圳WTO事務中心審查深圳市各級政府出臺的政策，避免了政策授人以柄”

新京報：作為世界工廠，入世20年間，深圳頻繁遭遇貿易摩擦。為幫助企業更好走出去，深圳當時的做法是怎樣的？

張金生：中國入世之初，針對中國的各種貿易摩擦、貿易糾紛接踵而來，如反傾銷、反補貼、“337”調查、貿易政策審議等等，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而深圳作為典型的外向型經濟，是進出口大市，連續數年出口額居全國首位。確實幾乎所有類型的貿易摩擦深圳都有涉及，而且涉案企業也占全國的多數。面臨這種形式，政府應接不暇、企業不知所措，急需一個專業性的工作機構來協調和指導各類貿易摩擦和糾紛的應對工作。在這樣的形勢下，深圳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決定深圳在全國率先成立的負責地方世貿組織事務的專門工作機構，即深圳市世貿組織事務中心。

新京報：入世20年來深圳WTO事務工作開展的情況如何？

張金生：在商務部的大力幫助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圳地方世貿組織事務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在諸多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如2002年制定了《深圳應對入世行動綱要》；2005年制定了《深圳市應對入世后過渡期行動綱要》；還比如，中國反傾銷勝訴第一案——信義玻璃（深圳）有限公司與加拿大的反傾銷案件等。在指導企業應對各類貿易摩擦方面，深圳提出了“早發現、早應對、早化解”的應對策略，取得了不菲的成績。

深圳成立世貿組織事務工作的專門工作機構不僅僅處理涉及深圳的世貿組織事務工作，為深圳的企業服務，而且也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做出相應的貢獻。比如除了在運用規則應對貿易摩擦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外，深圳在遵守世貿組織規則，指導各級政府、企業在遵守世貿規則方面做出的成績也很突出。中國入世之初，針對中國的反補貼調查、政策合規性審查紛至沓來，其中涉及的內容，不僅僅是對中央政府，對各級地方政府的政策審查也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別是關于產品反補貼調查，甚至縣、區里、鄉鎮的政策也列在其中。深圳市政府從2004年起就決定由世貿組織事務中心來對深圳市各級政府出臺的貿易、招商等相關政策進行合規性審查，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出臺的政策授人以柄。同時，還對某些國家針對深圳企業的不公平的、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做法和措施進行了調查收集，為我國商務部和駐世貿組織機構提供了談判的依據。這項工作當時也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商務部為此還專門在深圳召開了現場會進行推廣。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圳開展的地方世貿組織事務工作同樣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做出了貢獻。

“深圳政府和企業的國際規則意識明顯增強”

新京報：剛才你主要談到了應對貿易摩擦政府的做法。在過去二十年，深圳企業應對貿易摩擦的表現如何？

張金生：在過去二十年，無論是深圳企業還是政府，在應對貿易摩擦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從最初的害怕、不了解、不敢打國際官司、遭遇貿易摩擦時不知所措，到如今以理性心態面對，并將貿易摩擦當成常態化的事情，以平常心應對，從容應對貿易摩擦。第二，政府和企業遵守國際規則意識明顯增強。比如說，在中國入世之初，針對中國的反補貼調查、政策合規性審查紛至沓來，由于有專門工作機構對深圳市各級政府出臺的政策進行合規性審查，避免了政府出臺的政策授人以柄。從企業層面看，深圳走出去的企業目前已經明顯學會遵守國際規則、善于運用國際規則。第三，中國企業更加注重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往都是中國企業被國外企業狀告侵犯知識產權，現在中國企業的維權意識明顯增強，華為、中興等深圳的企業都能運用法律手段維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深圳企業面臨的貿易摩擦形勢發生了變化”

新京報: 與二十年前相比，當前深圳企業面臨的外部形勢發生了哪些變化？你對深圳市WTO中心的工作有哪些建議？

張金生：當前世界形勢處于百年不遇之大變局，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構成威脅，導致世貿組織事務工作也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形勢和任務。其中一個表現是，個別國家用其霸權政策，動不動就把國內法當作國際法來用,運用長臂管轄手段，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甚至個人進行所謂的制裁。個別國家對中國的打壓不僅僅在貿易層面，而是在科技、人文等多個領域同時發難。如開出制裁企業和個人的清單；發布出口和進口禁令；電商平臺的封殺、數字經濟和網路安全的競爭等等。比如，個別國家原以為用WTO規則來約束中國企業，但后來發現中國企業不僅能遵守國際規則，而且能夠運用國際規則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所以近年來就濫用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采取把國內法當成國際法來使用，出臺了針對中國企業的一系列制裁清單。使我們的高科技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很大的困境。

當前深圳企業應對傳統形式的貿易摩擦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企業對國際規則的運用也比較成熟了。但近年來深圳企業尤其是高科技民營企業遭遇的貿易摩擦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就是單邊制裁、發布出口和進口禁令，這就給深圳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困難。面對這種情況，我覺得，首先，我們還是要理性面對新的貿易摩擦形式，在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過程中，肯定會受到一些國家的抵制、制約，貿易摩擦將會是常態。其次，作為深圳地方世貿組織事務工作應更加密切關注國外采取各類貿易摩擦和制裁措施的動態，進行深入研究為深圳企業提供預警服務；引導企業加強合規性管理；加強對貿易規則的研究，為維護產業安全，尤其是中小企業、科技企業的發展和安全提供支撐，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圳的地方世貿組織事務工作將更加繁重、更加復雜、更加艱巨。第三，就深圳而言，當前深圳高科技企業面對嚴峻的貿易摩擦形式，還必須要由國家層面來給予支持。比如，通過外交、政府之間的協定等來解決問題。此外，還要關注和研究近幾年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和設立、指導企業參與雙邊及諸邊區域經濟合作開辟新的市場，實現市場多元化，從而規避一些貿易摩擦。

新京報首席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