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

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了幾百年，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甚至一些國家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實現共同富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邁向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重視社會分配問題。

但是，當前存在一種誤讀，把近期為實現高質量發展而推動的經濟結構調整、市場規則治理以及建立現代分配制度，錯誤理解為是為“共同富裕”采取的行動，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認識。

中國經濟目前處于轉軌過程中，從重視增速與規模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為實現高質量發展而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一些主要依靠杠桿做大資產規模的領域會得到抑制，比如金融與地產部門，既有防范風險的必要，也是要素改革的一部分；此外，為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行了反壟斷（如互聯網領域） 工作。這些結構調整與市場治理會影響到相關行業的收入以及發展等，出現收入降低等現象，這種變化是結構調整與市場治理的結果而非目的。

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也會表現在社會分配機制的改善，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這不是一種轉向，而是對過去沒有建立好基于法治的公平分配機制的糾正。新的分配機制兼顧效率和公平，既強調公平競爭也鼓勵勤勞、創新等致富，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同時防止兩極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在過去，權錢交易、內幕交易、操縱股市、財務造假、偷稅漏稅等非法收入現象時有發生。現在要取締非法收入，同時規范不合理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建立一個公平和法治的收入分配體系。同時，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當說，這些是一個現代國家所需要的基本分配制度。

我們要著眼未來發展，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如果不能分好蛋糕，也很難繼續做大蛋糕，體現出了推動分配改革的戰略價值。

我們現在要著眼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須繼續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以及分好蛋糕。高質量發展與做好社會分配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這也是為什么以共同富裕為長遠目標的分配改革如此重要的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投資比重較大，消費動力不足。雖有各種說法，如中國人有儲蓄偏好或者說社會保障不完善，但主要是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較低，為42%左右，國際上一般為60%至70%。勞動者也是消費者，如果大量勞動者收入無法形成相應消費能力，就會出現消費不足的問題。因此，構建內需驅動的新發展格局，首先要推動低收入群體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增強消費能力。

中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與出生率降低的壓力，未來勞動力供給會逐步減少，短期內很難改變這個趨勢。解決這個影響發展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加快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目前，中國仍有23.4%的勞動力在農村，通過加速推動城鎮化，吸收更多勞動力進入城鎮能緩解勞動力短缺現象，并提升整個經濟效率。農民工進城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因此，必須大力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解決好農業轉移人口隨遷子女教育等問題。

提高人均收入要依靠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需要高素質勞動者。高素質勞動者的培養需要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強他們投資子女教育的能力，同時政府建立更加公平的教育體系，提高人民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收入、教育與發展相互支撐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如果廣大低收入群體沒有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他們就很難在教育上做更多投資，如果不能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也就很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高質量發展。

可以看出，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為更多農民工提供就業、提高收入并實現市民化，增加勞動力供給、促進消費、提升人力投資，是著眼于繼續做大蛋糕。如果不能分好蛋糕，改善大多數中低收入者人群的境遇，那么，我們也很難繼續做大做好蛋糕。中國既不會殺富濟貧，也不能“殺雞取卵”，而是要讓勞動者通過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國家整體的發展，轉化為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