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考競爭一年比一年激烈。2022年國考人數史無前例地突破200萬，報錄比達68：1。與1994年首屆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錄用招考相比，28年間國家公務員招錄人數從490人增長到31242人，增長了64倍

2021年12月11日，江蘇省淮安市清中學考點，考生考完下午的申論科目走出考場。當日，2022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開考，江蘇省淮安市考區共設16個考點、905個考場，參加考試人數達27000多人。圖/IC

文 |《財經》實習記者 張一雪 周怡然 記者 鄒碧穎

編輯 | 王延春

1月9日晚，國考筆試成績放榜，有人歡喜有人憂。成績出爐后，過線國考的人將卯足勁準備面試，沒上岸的同學或轉戰春招，或游向省考潮。

而今，畢業生的就業風向正在轉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考公大軍。清華大學最近發布的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顯示，七成清華畢業生進入體制內就業，其中15.8%進入黨政機關、30.3%進入事業單位、23.8%進入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就業比例在下降。

就讀于北京一所211學校的新聞系碩士生安圓（化名）也是參與2022年國考的一員。她報名了國考、京考、京選（北京市選調生）、山東省考，并為這幾場考試準備了半年之久。安圓告訴《財經》記者，當畢業季來臨時，周圍很多同學決定去考公。

實際上，當下的就業市場僧多粥少。據教育部統計，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到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另外，疫情沖擊之下，失業者也在尋求重新進入就業市場的機會，1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3%。他們的就業需求同樣不可忽視。

2021年，實體經濟處在疫情與政策的雙重震蕩中。旅游業、酒店業尚未完全恢復元氣，互聯網、房地產、教培等行業也正在劇烈地收縮，愛奇藝、快手、百度、字節跳動等互聯網大公司紛紛裁員，到年底，許多大廠都傳來了關閉招聘通道、大幅縮減崗位名額的訊息。

就業寒冬之下，公考的競爭愈發激烈。

在國家“保就業”政策下，今年國考招錄人數首次突破3萬人，但報名人數也水漲船高地突破200萬人。出乎意料的是，西藏阿里郵政管理局一職位因不限專業、不限政治面貌、不限基層工作經歷吸引了20813人報考。在經濟發達地區，省考和市考競爭激烈程度不亞于國考。

回顧二十多年前，這一代年輕人的父輩們很多正從機關事業單位辭職，選擇投身市場經濟、經商創業，掀起“下海潮”。而今，潮水正在發生逆轉，隨著經濟大環境和公司就業的不確定性上升，公務員、國企、事業單位因其穩定性越來越受年輕人青睞。

在不穩定的就業市場中尋求穩定

很多人用“穩定”解釋選擇考公、走進體制內的動機，用“不穩定”形容當前的就業大環境。

決定考公之前，安圓曾在京東公司實習。起初，安圓沉浸在入職大廠的新鮮感中：公司名氣大、福利多，為員工提供免費晚餐、免費班車，加班后還有打車報銷、下午茶、餐補等等。但“雙11”的來臨改變了安圓的想法。

2020年備戰“雙11”前夕，公司大樓里掛滿紅色條幅，寫滿了“熱愛”“追夢”等詞語。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安圓所在部門的同事幾乎每天加班到深夜，一些員工直接睡在行軍床上，而大部分人連行軍床都沒有。直到11月11日凌晨，正式員工還要在工位前繼續蹲守。

那一晚，像安圓這樣的實習生能夠稍早離開公司。在寒風中等車時，安圓站在燈火通明的公司大樓前，看著班車一趟接一趟運送員工們回家，打車軟件上排隊的人數從2000人逐漸減少到900人。就在這一刻，她突然意識到，所謂的“實習福利”根本不是“福利”。

“正常下班時間是6點，但免費晚餐7點供應，下班班車最早7點出發，加班得到很晚才能打車報銷，這些福利仿佛都是為了讓員工加班而設。”安圓認為，大廠工資雖然相對較高，但除了技術崗員工，大部分人的工作簡單而重復，“大家說著互聯網黑話、做著PPT，創造出來的價值不過是供養了公司老板和資本家，我們的意義僅限如此嗎？”

安圓確信自己不喜歡這樣的工作環境。她喜歡穩定的工作，能長久地在一個崗位上創造價值，無需擔心突然失業，并享受與付出相匹配的待遇。同時，她也認為，現實情況并不是特別友好，“受疫情影響，許多人經歷或者聽說民營企業裁員之后，大家更向往穩定的工作，而公務員在他們看來或許就是穩定的最后選擇。”

實際上，疫情發生后，中國的經濟形勢以及就業大環境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很多中小企業遭遇破產或者在生死線上掙扎，即便是大公司的員工也面臨裁員風險。與此同時，由于今年銀行貸款收緊，部分中小企業經營局促，出現減招慎招的現象，招聘形勢也相對緊張。

這其中，曾一度是高校畢業生就業“蓄水池”的教培、互聯網等行業面臨嚴監管，也造成了一些崗位流失。

據統計，在中國教培市場共有70萬家教培機構，吸納了上千萬從業人員。2021年7月，國家“雙減”政策出臺后，各地政府陸續發布實施文件，教培行業的就業明顯降溫。據智聯招聘《2021教培行業人才市場分析報告》，教培行業7月發布職位數比政策發布前的3月下降32.4%，原教培從業者中51.4%已為離職狀態，25歲以下群體的離職比例達57.6%。

中公教育總部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雙減”政策出臺后，很多教培行業的員工面臨失業，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群加入到教師招錄和考公行列。“今年國考報名人數突增，一方面是原因是高校畢業生人數創新高，應屆生報名人數增多；另一方面，今年考公群體中很大一部分可能來自教培行業。”

教培行業的再就業，具體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今年的考公形勢尚未可知。但很明顯的是，與父母終身固守單位不同，經過多年市場經濟與自由流動就業環境的洗禮，人們的就業心態也出現了一定代際變化。辭職、失業、換工作、流動，在年輕一代群體中更為常見。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春光指出，隨著“90后”乃至“00后”的年輕人開始步入就業階段，他們擁有全新的就業觀、生活觀、人生觀，從而影響其就業行為和中國的就業市場。在這諸多因素的作用下，2021年就業問題表現出的特點之一就是年輕人失業率高。

這也導致了應屆生與往屆生在就業市場上的共同內卷。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聯合智聯招聘最新發布的《2021年三季度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三季度高校畢業生進入秋季求職高峰期，就業景氣指數環比有所下降，表明本季度求職競爭較為激烈。

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副會長周滿生向《財經》記者分析，公務員熱背后是就業市場的不穩定，而公務員是比較穩定的一個職業，同時這一職業有保障、有福利。公務員隊伍這么多年來吸引了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才，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對于進入到公務員體系中的人來講，前途也比較明確，“只要不犯錯誤，就能有比較好的職業前景”。

周滿生同時認為，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曾經開創了許多新職業，也給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一定的創業機會，一夜暴富的神話也激勵了很多人，特別是IT行業的人才，他們中很多人辭職去創業。但是這些年實踐下來，創業的人越來越少了，因為沒有真正具備那么好的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下，考公熱也是一種全球現象。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疫情重新燃起人們對公共部門的興趣，一方面，疫情增強了人們的公共服務意識，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經濟衰退期，人們缺少其他選擇，而公共部門的工作條件就顯得相對具有吸引力。

國考內卷化加劇，京考、省考人氣高漲

安圓在2021年夏天曾進入國家部委實習。以介乎局外人和局內人的視角觀察和體驗公務員工作之后，安圓更加堅定了考公的選擇。

“機關工作和想象中很像，每天都在寫材料，但又很不一樣，我在這里看到了很多有才華有志向有情懷的人為一個方案日夜斟酌、調研梳理，尤其當實習結束后，回到校園，在身邊看到當時接觸過的一個方案落地，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成。”

安圓自認為打小便是一個有理想主義情結的人，經歷機關實習后，她覺得如果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一些人的生活變好，也算實現了個人價值。

但現實看起來比較艱難，國考競爭一年比一年激烈。今年國考人數史無前例地突破200萬，報錄比達68：1。與1994年首屆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錄用招考相比，28年間國家公務員招錄人數從490人增長到31242人，增長了64倍；報名人數從4400人增長到212.3萬人，增長了482倍。

公考市場輔導機構的發展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趨勢。1999年，中國大學開始擴招，2003年剛好進入高校畢業生的爆發期。同年，李永新正式成立中公教育(002607)。2019年9月，中公教育市值突破1000億元，成為繼好未來、新東方之后，第三家市值破千億的民營教育公司。

這些年，國考升溫，導致省考、市考熱度也隨之高漲。2022年度深圳市考招錄974人，最終報名人數超15萬人，平均競爭比達156：1。浙江今年計劃招考公務員6211名，數據顯示已有26萬人完成繳費，最熱競爭比1992:1。廣東省雖然沒有公布最終報名人數，但在去年人數達40萬的基礎上，有機構預計今年報考人數或將突破50萬大關。

目前就讀于廣州一所985高校的大四畢業生羅敏敏就將公考重點放在省考上，她認為國考競爭太激烈，上岸概率不高，“只能說重在參與，體驗下國考的題目和氛圍，為后面的省考做準備。”羅敏敏本來計劃“巡考”——跨省趕場考試，但江浙滬省考撞在同一個周末，加之受疫情影響，連著兩天趕場考試也變得不現實。

華圖教育廣東一分校老師告訴《財經》記者，廣東省經濟發達，尤其在沿海發達城市，公務員工月薪基本都在一萬元以上。除了公務員，事業編、教師編的待遇相對其他省份也更好，所以很多廣東省之外的人也會來報名。

而京考，雖然報錄比不高，但對報考資格要求較高。對大部分應屆考生而言，京考不僅僅是普通的省考，它和國考一樣成為很多京外生源企圖獲得北京戶口、從戶籍上扎根北京的途徑。

安圓告訴《財經》記者，京考主要面向擁有北京戶口的人，如果是社會人士，只有擁有北京戶口才可以報名京考，但對于應屆畢業生來講，京內高校的京外生源可以直接報考，京外高校的京外生源，還要在最高學歷期間獲得各種校級榮譽稱號才能滿足報考資格。

一位已在京工作七年的北京市公務員向《財經》記者透露，曾有應屆畢業生向他咨詢應該如何選崗，他直言自己比較看重平臺，能選層級高的就不選層級低的。這里的層級不僅是職位層級，還包括工作地點的行政層級。

北京的行政級別為省級，但作為首都、最靠近核心，在這里做公務員的意義不言而喻。因此，對于想在公務員體系中長遠發展的人來講，京考和國考重要程度相當。

當然，相比于后期發展，現階段的考生更迫切的目標是“上岸”。山東財經大學的大四畢業生陳照向《財經》記者坦言自己的迷茫，他覺得自己的學歷在就業市場優勢不足，“試過找工作，但合適的很少”。陳照周圍的同學要么在考研，要么在考公，要么在考編，也有很多人同時做三手準備，考慮自身現狀以及家庭情況之后，陳照決定將重點放在考公這條路上。

因為復習時間不長，陳照對國考“上岸”沒抱太大希望，不過國考之后還有省考和事業單位考試，在找到工作之前，陳照會一直考下去。

在決定未來人生的走向上，考公似乎正在成為與考大學同等重要的事情。

《我的二本學生》作者黃燈在分析這一現象時指出：公務員考試相比別的選擇，意味著相對公平的競爭，也負載了穩定的期待。對普通家庭的大學生而言，公務員不見得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但卻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艱辛付出、最能兌現一紙文憑價值的途徑。更重要的是，這條路能否走通，往往成為判定這個群體是否存在上升空間的隱秘標尺。

“上岸”寄托了人們對未來穩定生活的遙遠想象，這場盛大的賽事雖然激烈，但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在確定性越來越匱乏的當下，仍然值得用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