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1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143670億元，比上年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 ]

中華文明歷來強調尊重自然，無論是陶淵明傾心的“榆柳陰后檐，桃李羅堂前”，宋代詩人王十朋贊頌的“十里青山蔭碧湖”，還是歐陽修認同的“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等，都反映出古人早已將自然環境視為生命之源，也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其對于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與關注。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復強調，應當毫不動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也是對GDP與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再指導。這樣，理解GDP目標增速應契合可持續發展全局觀，堅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1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143670億元，比上年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布的2022年GDP增速目標，市場普遍預測增速目標值在5%~5.5%之間。以上預測值的主要考量在于，一方面，由于處于寬松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經濟將持續回暖，能夠保持一定的增速；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環境與國內環境不確定性仍然較大，一定程度上將對經濟增速產生負向影響。對于GDP目標增速的理解，最好在創新、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指引下，使GDP目標增速契合可持續發展全局觀，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以實現高質量發展，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統觀我國歷年GDP增速目標與對應的實際GDP增速數據時，不難發現，2014年以來連續多年未達到GDP增速目標。有觀點認為，這是由于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指標進行了調整，使得地方政府間GDP“錦標賽”熱度降低。

那么，當地方官員考核指標發生轉變，具體來說，會產生什么影響呢？在《GDP增速的結構性下調：官員考核機制的視角》一文中，幾位學者的實證研究也發現：2014年之前，GDP增速在官員考核中占主導地位，而為了提升當地的GDP增速以獲得更好的政績，地方政府往往會增加政府投資行為；2014年及以后，GDP增速在官員考核中的作用減弱，環保指標作用增強，這促使環境污染嚴重的地區（此處使用指標為單位面積污水排放量）傾向于“放棄”部分GDP增速，選擇減少政府投資，使得當地污染狀況得以改善。由此可見，從水污染指標（即上文所提單位面積污水排放量）來看，地方政府的確將關注點部分轉移到了環境保護上來，雖然這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從長遠來看，有利于實現地區的高質量發展，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除了上述提到的水污染，根據“十四五”發展規劃提出的“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目標，為了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我們還應當關注空氣污染、土壤污染、環境基礎設施、氣候變化問題、構建環境治理體系；為了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應當關注推進建設生態安全屏障體系與自然保護地體系、構建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為了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應當關注資源利用效率、發展綠色經濟、構建綠色發展的政策體系。進一步地，為了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GDP目標增速應契合可持續發展全局觀，在設立GDP目標增速時，可以適當增加對綠色環保因素的考量。

如何將綠色環保因素加入GDP目標增速的設定中，使之契合可持續發展目標呢？以下的幾個視角，也許可以有所幫助：

第一，設定GDP目標增速時應當綜合考慮不同地區的生態狀況。不同地區，如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黃河重點生態區、長江重點生態區、東北森林帶、北方防沙帶、南方丘陵山地帶等生態區不同的生態保護與修復目標（如黃河重點生態區的目標包括保護修復林草植被80萬公頃，新增水土流失治理200萬公頃，沙化土地治理80萬公頃）納入GDP目標增速設定約束，使GDP目標增速更加契合可持續發展全局觀。

第二，應當更加重視具體的環保與資源指標，并適當提升其在地方政府官員考核中的權重，夯實可持續發展全局觀。具體而言，可關注的環保與資源指標包括單位GDP能耗、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單位GDP用水量、單位GDP建設用地、空氣質量綜合指數、環境污染損失與治理投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等。

第三，在制定GDP目標增速時，應當結合最優環保規制點，以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目標。由于環保規制與社會福利可能存在“倒U形”關系：一方面，環保規制可能會抑制生產，從而減少產出，進而減少社會福利；另一方面，環保規制能夠改善生態環境，提升環境宜居度，進而提升社會福利，因此，存在最優的環保規制點。

在《共創態》視野中，經濟活動嵌合于人類社會生活，良性經濟制度勢必應符合對人類文明最大限度地實現包容性的要求，無論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處于發達經濟體序列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序列。

綜上所述，應當使GDP目標增速契合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作者系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教授級終身成員、共生態經濟研究院特聘院長。感謝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張荀參與整理部分相關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