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與發展的重要時期，建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致力于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和民族的團結，“定天下于一”和“天下一家”成為他建國治國的目標，成祖朱棣繼承和發展他的民族政策，由此奠定了明代276年遼闊疆域、統一國家和穩定秩序的基礎。明朝在處理最為緊要的民族關系，即與北方的蒙古部關系上，采取了務實靈活的措施，通過“隆慶議和”成功地化解了長期存在的民族問題，迎來了“中外宴安”的民族團結、民族融合和民族大發展的新局面。

對“天下一家”的追求

朱元璋在元末起兵時，就明確要繼承傳統的“大一統”觀念，把“大一統”思想作為處理國家政務和民族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形成了穩定的民族共同體，進而構建了多元一體的政權。朱元璋以“洪武”為年號，表達了他“以武功定天下”的決心，對尚未統一的云南，他的態度很堅決，“云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堅持出兵統一云南后，再建立穩定的地方秩序。朱棣早年被封為燕王，長期駐守北平，很清楚處理好與蒙古部之間關系的重大意義。他在登基之后明確表示，以實現“天地清寧”“華夷綏靖”為己任。他不僅多次親征漠北，還大力經營東北和西北，“控四夷制天下”，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明前期，在此思想影響下，很快形成了穩定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局面，出現了“仁宣之治”的繁榮景象。

當然，受“內中國而外夷狄”傳統思想的影響，明朝針對不同的邊疆民族的特點，制定了不同的管理政策，但“華夷一家”一直是王朝不懈的追求。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時說：“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后來又說：“朕君主華夷，撫御之道，遠邇無間。”明成祖也認為：“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

正是在這樣的民族思想指導下，中央制定了“德威兼施”的民族政策，表現出諸如“懷之以恩”“以夷治夷”“因俗而治”等務實靈活的特點。明中央注重在政治上的恩撫、懷柔，力爭“以德懷之”，使之歸附，接受統一管理。在明初統一戰爭進程中，中央一般先差遣使者前去詔諭，喻之以理，曉之以義，爭取和平統一，只有在招撫失敗后才會臨之以兵。在招撫政策的感召和實際安置措施的積極影響下，大批北方部族首領攜家帶口前來歸附。他們當中，既有故元皇室后裔，也有貴族勛戚，數量最大的是中下級群體。由于他們身世不同，經歷各異，職業有別，明廷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安置，使其各得其所，各務其業，各盡其能，他們的生活很快就安定了下來。

對聚居于邊地的部族，明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措施，充分尊重各地長期形成的風俗傳統，允許他們保留原有的制度組織、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明太祖認為：“凡治胡虜，當順其性。”明朝采取的“懷之以恩”政策，包括恩賜、互市等手段，對在維護地方秩序、國家統一方面表現突出者，多有賞賜以示獎勵。

上述民族政策的成效顯著，明初成功地招撫了東北和西北不同的民族，建立一批羈縻衛所，構成了東、西屏藩，再后來，蒙古兀良哈部與瓦剌部先后臣服，韃靼部也迫使稱臣納貢，北方邊境的穩定局面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為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西南和西北地區，明廷招撫僧侶首領后，采取多封眾建、優給賞賜、通貢互市等辦法，民族關系也很和諧，“西陲宴然”，終明之世“無番寇之患”。在西南的多民族聚居區，明朝在消滅盤踞于西南的前元勢力后，當地部族首領一般皆能“以德服之”，中央對宋元以來的土司制度加以完善，任命當地土酋擔任各種官職，維持其世襲權，并給予賞賜。有明一代，西南民族地區始終統一在明朝的版圖之內，與中央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交融的程度也越來越深。

破解僵局的努力

明朝中央面對的最重要的民族關系，是在廣袤北邊與蒙古部的關系，因為明朝是推翻元朝建立起來的，而元朝并不是以被徹底消滅的方式亡國，而是元順帝主動撤退到草原上，元的國號還延續了一段時間。蒙古諸部還長期活躍在廣袤的北邊草原上，對明朝形成了壓迫的態勢。

處理與蒙古族的關系，明朝一直采取比較審慎的政策。蒙古部建立后不久就分裂為三部，兀良哈部首先歸附于明朝，中央設置朵顏、泰寧和福余三個羈縻衛所予以安置管理。永樂年間，瓦剌部和韃靼部也先后與明中央緩和了關系，明廷則以頗為寬松的封貢制度予以管理，敕封了一批首領，規范了互市貿易。到正統末年，瓦剌部的勢力重新崛起，時常南下，雙方沖突不斷，甚至還在土木堡俘虜了明英宗，“土木之變”讓民族關系陡然緊張，互市也被迫關閉，雙方正常的經濟交流中斷。

然而，由于草原游牧經濟已經與中原農耕經濟形成了非常密切的依存關系，尤其是當草原上遇到重大的自然災害時，因為互市的關閉，牧民無法用馬匹和皮貨換取中原的糧食、茶葉、布帛和鐵鍋等物資，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陷入困境。同時，長城以南的漢族守軍和普通商民也時常越過邊墻，到草原上從事經濟活動，彼此之間需要交往交流，雙方已經到了互相離不開的地步。

嘉靖年間，蒙古部的俺答曾多次主動遣使向明朝求貢，求之不得，便試圖以武力的方式強迫明朝與之交往，這又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對立和沖突，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變”發生，蒙古部再次兵臨北京城下。于是明朝更進一步地加強了整個北邊防御體系的建設，民族關系的僵局仍在持續。

明蒙關系的緩和契機出現在隆慶初年。世宗去世，穆宗繼位，隆慶皇帝和高拱、徐階、張居正等閣臣順勢應變，革新政令，在加強長城防御和薊鎮練兵的同時，也不斷調整民族政策。此時的蒙古貴族也在努力地尋找和解的機會，緩和民族關系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隆慶四年（1570），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因本部族內部事務矛盾，率領隨從歸降明朝。張居正等大臣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時機，力排眾議，由王崇古與俺答商談，最終達成了“隆慶議和”。次年，俺答被明中央敕封為“順義王”，部下的60余人被封為都督同知、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正千戶、副千戶、百戶等世襲職官。明朝重新開放邊境互市，明確了蒙古部族前來朝貢的貢期、貢額與貢道。俺答承諾歲貢馬匹物品，“永不犯邊”。萬歷十年（1582）俺答死后，他的妻子三娘子一直握有實權，被冊封為“忠順夫人”。三娘子掌權的數十年間，一直維持著與明朝的臣屬關系，封貢不斷，友好的民族關系得以保持。

中外宴安的場景

隆慶議和后，長城內外長期緊張對峙的民族關系終于結束了，迎來了邊疆穩定和民族融洽的新局面。明末封疆大臣涂宗濬贊揚說：“自俺答受封以來四十余年，中外宴安，可謂和戎之利。”和平穩定的邊地民族關系，給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良好環境，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與發展。

首先，隆慶議和以封、貢為基礎，保障了雙方穩定而良好的經濟交流。明中央根據王崇古的建議，在大同的得勝堡等地劃定了馬市，蒙古部每年以進貢的形式送來馬匹，明朝則提供布匹、綢緞、鐵鍋、茶葉等物資作為交換。明朝提供的物資還可以折換成白銀，白銀又可以換取草原上所需要的生活物資。根據協議，明朝還停止了一些主動打擊或影響蒙古部百姓生活的行為，比如不再派人到草原上“燒荒”，長城內外的經濟交往得以正常進行，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秩序都回歸于正常。

其實早在隆慶議和之前，長城內外各民族之間民間的往來并沒有因為沖突而完全中斷，各民族間的互通互融越來越深。明中期，按察僉事孟逵有詩《寧夏》：“山限華夷天地設，渠分唐漢古今同。圣君賢相調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描述了民族對立影響下的文化發展與交流。嘉靖時，主持陜西軍政的楊一清曾賦詩《興武暫憩》，對邊墻修守和軍兵戍守給西北地區帶來的和平局面予以熱情的謳歌。“甲士解鞍休戰馬，農兒持券買耕牛。翻思未筑邊墻日，曾得清平似此不？”如果說孟逵的“山限華夷天地設”體現了邊墻規范雙方秩序的一面，楊一清的“農兒持券買耕牛”則生動地描寫了邊民喜于農作和對未來生活的憧憬。隆慶議和后，邊地人民過上更安穩的生活。萬歷四十二年（1614），兵部尚書王象乾等人說：“新邊版筑，香山一帶遂成沃壤，流民聚落漸廣，牛羊蕃育亦多。”當兩種文化類型發生沖突時，明廷所采取規范雙方行為的做法，收到了積極的成效，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邊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其次，由于邊地各民族之間的長期交往交流，他們的生活習俗互相影響，生活習性多有趨同。這樣的影響是多元的，也是潛移默化的。隆慶議和促進了邊地文化的繁榮，促進了漢族和蒙古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邊塞多戰事，邊地文化類型多樣，有自身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蒼蒼川莽，茫茫草原，文人到此很難不被激發起內心的壯志豪情，塞外的文人雅集也隨之帶有豪爽雄渾的風格，形成塞外文化獨特的風格。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武臣好文》中說：“自隆慶來，款市事成，西北弛備，輦下皆以諸邊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醫卜星相，奉薦函出者，各滿所望而歸。”文人有機會到邊塞游賞，把都會或江南盛行的文人雅會之風帶來。文人結社活動較為頻繁，走馬射箭，打獵鳴鏑，除邊塞文人參加娛樂活動外，還有官員、百姓和邊關將領等，像戚繼光、李如松、袁崇煥等均有參加，“聽畫角胡笳時同作越吟”，頗具塞外特色與豪情。萬歷二十三年（1595）四月，著名文人袁中道應邀赴塞外游玩，時間長達近半年。他們的聚會，自然少不了舞樂相伴，他有詩《李大將軍宴上聽胡樂有述》云：“胡姬窈窕百余人，辮發垂肩若魚鱗。窄袖長衣穩稱身，當筵微笑口含琴”，樂曲是“碧眼胡兒吹胡笳”“百余壯士鳴大鼓”，洋溢著濃郁的邊地民族色彩。

邊地各民族的生活，在語言、服飾、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趨同和交融，既出現有“弦誦早聞周禮樂，羌胡今著漢衣冠”的漢化場景，也不乏漢人學習邊地民族的“近邊男女作胡歌，立馬回頭感慨多”的場面。這里體現的正是人們對“天下一家”的追求，體現的是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鑄就的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燦爛文化和共同的民族精神。

（作者彭勇，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教育》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