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浙江藝壇中,有一位雖經歷了半生的坎坷困頓,卻勵精蓄志,以頑強的毅力,最終實現了自己藝術追求理想的藝術家。趙樸初、劉海粟、潘天壽、沙孟海、陸儼少不僅推崇他的書畫、篆刻及詩歌作品,譽為“四絕壓群倫”,對其淡泊自守、耿直不屈的獨立品格也肅然起敬,在其身后紛紛撰文懷念。這位越世負俗,不循常道,在篆刻創作及諸門藝術上探索不息的勇者,就是余任天。
余任天(1908-1984),字天廬,別署歸漢室、嘉磚硯齋,浙江諸暨人。自幼喜好書畫,初習顏真卿、陳老蓮與《芥子園畫譜》。十一歲始學刻印,師法清代鄉賢暨浙派名家鐘權。1924年負笈杭州,先后就讀于浙江美術專門學校與浙江藝術專門學校,兩年半后,因家中無力繼續承擔學費,余任天不得不中途輟學。日后在家鄉及蕭山、杭州等中小學任美術教員,收入微薄,開始懸潤鬻畫,以維生計。“七七”事變爆發后,積極繪制抗戰宣傳畫,后避兵永康,結識了書畫家潘天壽、吳茀之、應均等。1945年初在浙江龍泉,經省立西湖博物館館長金維堅倡議,與王世安、金石壽、畢茂霖等共同發起成立龍淵印社,余任天出任常務理事。抗戰勝利后定居杭州,供職于西湖博物館,擔當起龍淵印社主要事務,并克服經費短缺的困難,編輯出版《龍淵印社月刊》,刊發古今印學論著、歷代篆刻經典作品及治印技法,竟獲得“使研究者識其趨歸,鑒賞家知其取舍,裨益匪鮮”的贊譽,為研究浙江印學史保留了一份珍貴的史料。
建國后余任天自創金石書畫工作室,日夜揮毫、刻印不輟。上世紀60年代初,應邀為北京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創作了巨幅山水畫《富春江嚴陵瀨釣臺》,然而正當余任天向藝術高峰努力攀登時,“文革”爆發,不僅人身遭受迫害,又失去經濟來源,眼疾更使其雙目幾近于盲,已無法刻印。然而對藝術充滿熱愛,毅力頑強的余任天,仍借助放大鏡堅持寫字、畫畫,他不愧是一位對藝術極其敬畏的虔誠高人。
余任天繪畫早年宗法王石谷、八大、石濤,中年始受黃賓虹影響,后因病目,以篆籀與草書筆法入畫,由工入寫,山水畫墨色點染粗放渾厚,意境高遠。這一貌似禍從天降的生理疾病,反而成就了他“積健為雄”畫風的轉變。余任天也精隸、草書法。居永康時,他在聆聽了應均所言的:“我字寫自己的,圖章也刻自己的”后深受啟發,開始逐步擺脫舊學,拜鄧散木為師后雖一度以虞山印風面世,但作為一個具備獨立精神、善于思考的藝術家,任何束縛都奈何不了他騰飛的思想。余任天后期開始嘗試以隸書入印,結字簡約,善用斜筆,線條大刀闊斧,酣暢淋漓,可謂少心壯態,老刀辣筆,有石破天驚之勢。
余任天篆刻不為古法所囿,易識的印文、猛利的線條、疏密懸殊的空間,使其印風與其追求“聽其所之,刀痕歷落,使人望之,懦石健鍔”審美觀相合拍。可惜他的篆刻藝術直至其身后才被印壇廣泛所知。(記者韓天衡 張煒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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